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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新版连载,配图)[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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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生民无疆001 时间:2012-04-15 17:45
    1、谎言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等专家的偏执与偏心,国内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欧洲史,比欧美学者编写的要光鲜照人,中国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高出N倍。
    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经济文化落后等等,也无一漏网;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法律、强大、艺术,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
    中世纪是欧洲人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贵族多是文盲武夫,百姓多为无人身权利的农奴。整个欧洲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这些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而国内竟有专家一再声称:中世纪的欧洲,也比中国“科学”。
    某些专家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为何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专家们”也是一言不发。有专家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英国战前无海军、战后长期无人关心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成为了有些专家坚决不谈的“禁区”。
    这些禁区,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和其它敏感原因。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西方学者认定17世纪以前世界的大多数发明由中国创造,但是他们要么不承认“四大发明”,要么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声称张衡的地动仪不存在,不惜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恨不得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
    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话。当谎言从一个个专家嘴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出来,似乎就变成真理了。
    我不是学者,只是针对某些专家“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一些著作中,找到了反面答案,证明这些专家正在精心地散布谎言。
    我不排外,而且对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西方的崛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并非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至强至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因此,即便再次成就汉唐盛世,我们仍要有汉唐气概,自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
    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
    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这些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全民将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2、臆想症
    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断发表奇文怪论,不妨随手罗列几条:
    一说: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者古印度;二说:周人(即周朝创立者)甚至商人(即商朝创立者)来自于西亚,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伊朗一带,汉字、法律典章等等是他们带来的;三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技的基因;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商业的基因;……
    这些 高论,没有一条是当今的专家学者创造发明的,他们至多是拾洋人牙慧而已,甚至是从五四时期作品中淘来的。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教授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丹皮尔教授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几百年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么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丹皮尔教授同样没有解释。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不知道丹皮尔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国家的地盘上,这里的“东方文化”,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对阿拉伯人难道就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由欧美专家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它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3、自卑、自贱与自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精英们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精英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精英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五四旗手之一的吴虞,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精英们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精英们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精英们自己,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涂画得一团漆黑无可取之处,对古圣先贤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好人了;两千年来理解一致的儒家经典,被他们刻意曲解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了;人类公认的孝慈仁爱等做人基本准则,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至于西方,在他们的笔下,古希腊罗马自不必说,中世纪化作田园牧歌,惨绝人寰的屠杀掠夺新大陆也成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乃至列强侵略中国,包括强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公里的国土,精英们也忘却了利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武器做任何评价,只是一个劲地辱骂清廷,整个地“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
    对于这些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的精英,西方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在某些精英的笔下,中国5000年历史,就是八股文、小脚、辫子、太监、贞节牌坊、姨太太等等,一谈到西方,就是科学民主呢,似乎欧洲人从来就是神不是人。
    八股文,仅是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文体,如同当今高考时,规定作文只允许做一定字数的议论文,不许用高等数学解答某些数学题。如果一定要说与当今议论文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要求,如同律诗讲究音韵,有平仄、对仗等要求,不如现代诗天马行空。八股文写起来是不太容易,而唐朝人写律诗所受限制更多,但没有人敢骂律诗有什么罪过,因为热衷并擅长写诗填词的唐宋士人,始终头脑清醒、思维活跃。只有脑袋出了问题的人,才坚信八股文限制人的思想,造就了“头脑僵化”。
    裹脚,无疑是应当禁止的丑恶的东西,但它源于古人不健康的审美观。倘若将之作为妇女被压迫的证据,则是有失公允的。陈后主之类的男人固然发挥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然而,如果平心静气地看,这更多地是古代妇女求美的自觉自愿的自残行为,与当今妇女们热衷的“隆胸”、“拉皮”、挂耳环、纹身等毁身以求美行为差不多。当初禁止裹脚时,就曾有不少家长甚至孩子们依然偷偷缠足。
    辫子,更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有人喜光头,有人爱平头,有人乐于长发飘飘。放在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派军队强行剪百姓的辫子,这个政府没准会遭到全世界封杀;而将辫子当作保守、愚昧的人,无疑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太监,确属反人道的产物,应予铲除。稍懂一点历史都会知道,古埃及、古罗马、西亚都曾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就在不久前,欧洲还存在由被阉割的男歌手组成的“花腔男高音”艺术群体。
    贞节牌坊,确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精神绳索,属于应予革除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高度重视妇女贞节,只不过各民族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至于姨太太,更不是中国男人的专利了。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谈。
    时代在变,社会潮流必然会变,变是永恒的。今人与古人之间,总会有很多观念不和之处,我们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着代沟。代沟,未必非通过恶语相向来解决不可。如果我们能够对父母、子女以宽容的态度实现和解,又何必去辱骂古人?古人,也就是父母的父母。认为古人说的不好、不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自己说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不就得了!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不少人确实是很不理性的。大有明末文坛之遗风,凡是你们肯定的,我就要否定;只要我肯定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意气用事,以及某些大师过于偏执,使得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还是全盘否定,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细致的论证。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百年前的学者,那毕竟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去一趟欧洲须坐几个月的海轮。 在这样的时代,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让全民睁眼看世界,是非常必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学者撰文,称万里长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黄河之水不过是祖先的尿。
    靠辱骂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将为后人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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