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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历代宗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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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wxjush 时间:2018-09-14 09:02

    全真教第四代掌教刘处玄传(35)



    《仙乐集》为刘处玄诗词六集中仅存的一个,考察其中的文字,可见刘处玄的七言诗词表现更为自然流畅。三言、四言以及五言的文字则说教意味非常浓厚,很多作品采用排比的方法,单调、乏味,但非常适合吟诵,宗教经典的语言就是这样,多有重复,多用韵语,目的是让人长时间持续诵读,进入三昧境界,是富有宗教效果的一大方法。刘处玄的做法可以说是极具实践性。

    刘处玄偏爱四言,但不为格律所拘,率意行文,四言诗作数量庞大,充分发挥了四言诗简洁质朴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四言诗的价值。《仙乐集》中明显存在着体例谬误的情况,比如五言绝句颂分属卷二与卷五,四言颂又兼跨卷一和卷二。亦有诗作混收入词作中的情况,很可能是刘处玄生前没有来得及统一定稿的缘故。限于篇幅,只对《仙乐集》中比较突出的几点略加叙述:

    《仙乐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卷一开篇的《天道罪福论》,前文已详,兹不赘述。其次,是卷二的十劝和十二劝。

    其云:

    十二劝

    有信人从,有真归奉。有谦德顺,有通理明。

    有常无变,有定无乱。有是忘非,常善无恶。

    真爱无着,忘情无漏。气清通微,全道神灵。

    十劝

    一劝不得自知是愆过慢人,纵意不改。

    二劝不得自失错,嗔人道着,常起念怨人。

    三劝不得自衒己是,直言常说他人非。

    四劝不得夸自高,灭一切入道之人。

    五劝不得不依经教说道理。

    六劝不得有始无终,心意常要似初相见之时。

    七劝不得常说他世人之短,只要常言世人之美处。

    八劝不得作事不平等,不得见有施利者爱,见无施利者嫌。

    九劝不得定慧者,修行之人不得不守静,未达理未开悟,不得不看书。

    十劝不得执着有无,不得不悟住行坐外心常清静。

    在早期全真戒律体系形成的称中,开教祖师王重阳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为全真道宣示一部系统的戒律体系。现存《道藏》中,有题名王重阳的几种近似戒律的道教文献,例如《重阳立教十五论》、《教主王重阳帝君责罚榜》。《重阳立教十五论》就十五个方面对教徒的修持生活作了规定,此即:第一论住庵,第二论云游,第三论学书,第四论合药,第五论盖造,第六论合道伴,第七论打坐,第八论降心,第九论炼性,第十论匹配五气,第十一论混性命,第十二论圣道,第十三论超三界,第十四论养身之法,第十五论离凡世。又《全真清规》中以《教主王重阳帝君责罚榜》为题收录归属王重阳名下的共计十条的惩罚律文。

    一、犯国法遣出。

    二、偷盗财物遗送尊长者、烧毁衣帛者罚出。

    三、说是谈非、扰堂闹众者,竹篦罚出。

    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

    五、奸猾慵狡、嫉妒欺瞒者罚出。

    六、猖狂骄傲、动不随众者罚斋。

    七、高言大语、做事燥暴者罚香。

    八、说怪事戏言、无故出庵门者罚油。

    九、干事不专、奸猾慵懒者罚茶。

    十、犯事轻者、并行罚拜。

    两相比较,《重阳立教十五论》更注重心性修持方面,尤其是第八至第十五论,均属于信徒内丹修持方面的内容,而对日常行为准则的规定则较为疏略,即使涉及到住庵、合道伴、打坐、合药等主题,也多系泛泛而论,因此很难作为可操作性的制度条文。更大意义上属于一种具有教义性质的著作。

    相比之下,《教主王重阳帝君责罚榜》所述十条戒律却是地地道道的全真道“十戒”。但《教主王重阳帝君责罚榜》使用“帝君”以尊称王重阳,考王重阳被加封为“帝君”乃是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据此,《全真清规》所载《教主王重阳帝君责罚榜》应编订于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之后。此时,距王重阳仙逝之年的金世宗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已相隔140年。再从其内容来考察,由第八条所述:“说怪事戏言,无故出庵门罚油”,可知其适用的信徒对象明显为出家居庵的正式教团成员。这与王重阳在山东弘教的历史事实不符。当为后世全真道徒依据《重阳全真集》、《教化集》及当时尚存的王重阳各种训喻文字综合编辑而成。

    当然,《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提到修行需先持戒,并指出信徒修炼“五行之法”必需忍辱十善、断除十恶。其云:

    诀曰:第一先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法。

    又论修天仙说:

    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救一切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盗,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曲,名曰天仙。

    又《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载其回答丹阳关于修太上七返时云:

    师(重阳)曰: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心性,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

    这些很难算是正规的教团戒律,其形式类似于劝善文和修炼法诀。可以看出王重阳较重视将戒规与内丹修行综合起来论述。除此之外,王重阳在诗文中还有各种与戒律有关的劝导,然而都欠缺系统性。

    到马钰掌教时期,有马丹阳十劝。可算是全真教史中真正具有戒律意味的文字。马钰十劝文诞生于马钰在陕西弘教期间,曾被刻石,亦收入道藏《真仙直指语录》。十劝有道藏《真仙直指语录》本和石刻两个版本,内容小异大同。从其简朴的语言和内容看,明显是针对早期全真道传教时那种松散的、不成熟的修炼团体的状态。

    十劝文大意如下:

    一劝不得犯国法。

    二劝见三教门人须当先施礼,及一切男女如同父母。至于六度轮回,皆父母也。

    三劝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

    四劝除忧愁思虑攀缘爱念。如有一念才起,速当拔之。十二时中,常搜己过,稍觉偏颇,即当改正。

    五劝遇宠若惊,不得诈做好人,受人供养。

    六劝戒无名火,常怀忍辱,以恩复仇,与万物无私。

    七劝慎言语,节饮食,薄滋味,弃荣华,绝憎爱。

    八劝不得学奇怪事,常守本分。只以乞化为生,不惹纤毫尘劳。

    九劝居庵屋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如有疫病,各相扶持,你死我埋,我死你埋。或有见不到处,递相指教,不得生意心。

    十劝不得起胜心,常行方便,损己利他。虽居暗室,如对(圣)贤。清贫柔弱,敬顺于人。随缘度日,绝尽吝贪。逍遥自在,志在修行。始终如一,慎若怠堕。

    《十劝》虽然从语气上看,属于劝谕式,并非严格的训诫令,但从其所劝内容及勒石款式(碑高四尺二寸,广一尺六寸)看,它无疑对初期全真教徒具有某种规范作用。马丹阳十劝与王重阳上述十善相比内容无疑更丰富,宗教意味也更强烈。不过如将丹阳十劝与一般的道教戒律相比,可以看出仍然属于一种粗糙的戒律形式。其劝导意味仍然相当浓厚,也缺少惩戒性条文。虽然如此,仔细体味马丹阳的十劝,我们还是可以勾勒出早期全真教团谦逊、清贫、苦修的形象。

    除十劝文外,马丹阳还宣示了另外一些具有劝戒性的言论。《丹阳真人直言》除记载马丹阳论道之语之外,还载述了他对门人的一些训诫。在这些训导中,他对全真道徒的理想人格及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作了详尽规定。例如:“日用者,上不得欺谩天地,常谨谨修行,寸阴可惜,莫虚度日。须索减省睡眠,亦是人之所欲,须要换过则不是。打坐常要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诸公休起心动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

    又云:“其日用有二,有外日用,有内日用。外日用者,大忌见他人之过,自夸己德,妒贤嫉能,起无明火,尘俗念,生胜众之心,人我是非,口辨憎爱。内日用者,休起狐疑心,常莫忘于内。若云游住坐,亦澄心遣欲,无挂无碍,不染不着,真清真净,逍遥自在,如同一日。存思于道,如饥思饭,如渴思浆。稍觉偏颇,即当改正。以此修行,决做神仙矣。”

    马钰之所以将不得犯国法列为首位,是因为马钰入关,曾三次被抓进监狱,深刻认识到遵守当时的法律是一个组织发展的前提,否则,不仅不能继续发展,还很容易被禁罢,以致功败垂成。

    与马钰的十劝相比,第四代掌教刘处玄的十劝、十二劝可谓一脉相承,基本精神并无差异。差异之处,一是刘处玄没有强调遵守国法,刘处玄本人亦曾两次入狱,其中既有外人栽陷,亦与刘处玄华服琳宫、行事高调有关。所以在《仙乐集》中多首诗词中均有强调遵守国法,而十劝、十二劝中却未有遵守国法的字眼,当和刘处玄对金国朝廷的态度有关,刘处玄有较强的中华正统观念,又对金庭禁罢全真及敕命掌教有看法,十劝、十二劝不提,大约是表明一种态度吧。二是第八劝中提到以平等心对待施主,不得对有施者爱,对无施者无爱。这表明此时全真道仍然像佛教一样,依靠施舍为生。没有独立的宫观经济。三是第五、九劝都提到依经教与看经书,这表明全真道的教风在这一时期对待读书看经问题的态度已有某种转变。另外《真仙直指语录》录《长生刘真人语录》亦提到“千经万论都要通,却不得执着”,与此可以互证。依据全真教史的记载,直到马丹阳掌教之时,读经仍然没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确立下来,等到刘长生执掌教门,才以戒律形式规定信徒必须读经,遵循经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因为它对此后全真教创办玄学,建立完备的宫观教育制度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按王重阳创教,每每倡导诵读三教核心经典,比如道德、清静、心经、孝经等,云可以修证。但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修行手段。马钰则明确强调不须广看经书,乱人心思,妨人道业。刘处玄掌教时,全真教经过多年的经营,影响愈大,面临形势较马钰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至金末元初,全真道教门大开,尘劳蜂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为了更好的扩展本宗势力,全真教戒律精神也相应发生变化。此期一反此前注重修炼性命、心地下功的无为原则,转而强调功行合一、内外双修。这就将修炼的重点由内转向外,着重强调其应世的一面。尹志平《北游录》卷二很好地概括全真道戒律精神的这一变化,其云:“师(尹志平)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谓人有动静,必当随时之宜。如或不然,则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阳师傅以无为为主,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耳。道同时异也。”而这种变化的转折之处,正是无为、有为相半的刘处玄掌教时代。

    考全真教史,全真道正式完成其宫观教育制度建设的时间,应该在第八代大宗师张志敬掌教时期。元人王盘曾赞叹张志敬对完善全真宫观教育所作的贡献,其文云:“噫!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及师掌教,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咏义理,为真实入门。”可见刘处玄之高瞻远瞩,足为后人称道。

    其三,《仙乐集》从近身状况的对比写起,谈到修养问题,修真问题,最后讲述得道的境界,劝人从日常的世界投身到宗教的世界。其中收录二十九首白莲花词,有十首提到许逊、庞蕴,《四言颂词》《述怀》、《上平西》、《满庭芳》词、《酹江月》、《水龙吟》、《惜黄花》、《五言绝句颂》等也有相似的内容,可见刘处玄对于许庞两位前辈的崇敬,将之视为全真道士的榜样。另外,还提及潘岳、李白、范蠡、陶谦、石崇等历史人物,刘处玄既提及孔子、释迦、达摩等,也提到内丹。 | 2282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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