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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何处——抗战期间的那些汉奸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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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2 18:45

    文学“写作工业”的先驱
    张资平从日本回国后,经济上很不宽裕,“我因为没有一家书店的版税靠得住,连最相信的创造社出版部都靠不住,所以只好自己集资来开书店了。”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他与创造社出版部经济上的龃龉,使张资平甚为不快,甚至动则锱铢必较,他为此开罪了一些朋友和合作者。为了生存,除了开书店,张资平不得不靠卖文为生,所以这也就成了他小说高产的主因。
    据说张资平在上海期间,为了高效率的出书,特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招募一些有写作才华的年轻人,在他的“望岁小农居”别墅里,采取作坊式的写作“流水作业”,由他出故事出情节,让手下雇员自由发挥,完稿后由他再润色、修改后,即予刊行。这样一年下来大致可出三四本长篇小说,字数超过百万字。文人也要为稻粱谋,这一工作方式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比起文坛、学坛盛行的抄袭之风来,那“望岁小农居”小说作坊,堪称自食其力,甚至堪称文学“写作工业”革命的先驱。
    张资平为钱写作自然免不了招至非议,有人以《在金钱与政治的漩涡中》为名写了他的评传,将张资平说成是一个爱钱如命之人。
    不过,在张资平的家乡,他却并不是个爱钱如命的人。据黑婴回忆,当年因为梅县闹学潮,特别是反帝反教会办学,使得将近四分之三学生纷纷离开教会学校。于是,张资平、钟贯鲁在进步人士支持下,办起了由张资平当校长的学艺中学来收容这些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同时也说明文人张资平也是很有反帝反封建激情的。
    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后,张资平即投身北伐,成了北伐军政治部的少校。“四?一二”事变后,张资平加入了由邓演达发起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并且成为领导成员之一。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的是,当时“左”倾的中共却视这个组织为“第三党”,认为比“反革命更具迷惑性”,直到“文革”之后,中共对这个组织才作出了比较正确与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2 20:21
    腰斩张资平
    1932年12月1日,张资平的新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开始在《申报》“自由谈”栏目连载。让人绝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张资平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了,这部后来被中止连载,在文坛上被称为“腰斩张资平”的作品终结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
    《申报》“自由谈”栏目的编辑是在法国获得文学硕士并于1932年刚刚回到上海的作家黎烈文。黎烈文先是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法文新闻稿,不久被《申报》史量才看中,从而邀请他担任《申报》“自由谈”栏目的编辑。
    《申报》“自由谈”栏目,是一个颇有历史渊源的副刊,最早由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等主编,可一直到“天虚我生”(陈蝶仙)担任主编时,它才引起了更多读者的注意。到了1924年,栏目改由周瘦鹃主编,他担任主编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一直到1932年12月,才改为黎烈文主编。
    黎烈文从担任主编开始就向新的革命文艺靠拢。在内容上,黎烈文特别反感和反对趣味主义“茶余酒后消遣”那一套,大力倡导“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所以,他的约稿对象,便较为集中在那些所谓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名作家中间,如鲁迅、茅盾、郁达夫、施蛰存、陈子展、曹聚仁等共产作家们。后来甚至有人评价此栏目说它简直就“成了新文学运动的灯塔了。”
    根据当时情况看,张资平的作品,大约也是应邀而来。因为张资平作品中表现的三角恋爱并带有色情描述的内容,与“自由谈”形成的社会批评、渴求进步的倾向,有相当的距离。在张资平连载《时代与爱的歧路》期间,黎烈文也就渐渐对其表现出厌烦情绪,并最终促使黎烈文作出了中止《时代与爱的歧路》连载的决定。
    1933年4月22日的“自由谈”栏中,以编辑室的名义刊出一则启事:
    “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
    中止一部连载作品,并且是一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的作品,这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前、以后,都是不多见的。所以,当时上海的多家报纸,对此事多有传播并发表意见。4月27日,《晶报》便发表一篇题目为《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5月6日出版的《社会新闻》也发表了以《张资平挤出〈自由谈〉》为题的文章,该文章以颇带情绪的口吻对《自由谈》加以挖苦和讽刺,甚至还涉及到了鲁迅、郁达夫、曹聚仁等作者: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不清一。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腰斩张资平”,应当是受鲁迅的指使:“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按:张资平)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
    5月9日的《社会新闻》中,明白以所要抨击的作家姓名为题,刊出《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一文。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6 10:59
    抗战文学之滥觞
    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中就已经有了反对日本侵略者题材,其中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
    193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孙之女》以陆军少将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落中国为私娼作为主要情节;同时兼顾大学生对于败落名门女子的始乱终弃;帝国军人奸骗少女并为人口贩卖者,以及妓院老板凶丑淫乱的事实。
    张资平这部小说一改以前的哀艳风情,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笔触,用日式的唯美主义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军队的暴虐、偏狭、淫乱与愚蠢,兽性大发时甚至连自己将军的女儿都不放过,直接戳穿了日本人自吹其为“天孙之族”的神话。
    但不知为何苏雪林对张资平的这部书却颇有微词,她评论称:(张资平的)作品中常有作家不良品格的映射。一是欠涵养,譬如他憎恨日本人,对日本人没有一句好批评,作《天孙之女》乃尽量污辱。其人物名字也含狎侮之意:如女主角名“花儿”又曰“阿花”,其母与人私通则偏名之曰“节子”;其父名曰“铃木牛太郎”,伯父则名“猪太郎”。
    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三年里再版五次,甚至还被译介到日本去。因为《天孙之女》本身就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因此日本人把这部小说当做是莫大的耻辱,从而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日媒把张资平的照片刊登出来,意图号召在华日本人“寻仇”。
    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
    据张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小说发表的时候“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所以张资平的抗日小说的出版堪称国内抗战文学之滥觞。
    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张资平又根据1932年底的淞沪抗战情况创作了短篇小说小说《红海棠》,讲述了上海市民遭受战乱的痛苦,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该小说发表后,大大鼓舞了人心,张资平也被称为当时颇具盛名的“抗战作家。”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期间,他还撰写了《欢喜坨与马桶》与《无灵魂的人们》两部抗日小说,遭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如果照此路数发展下去,张资平绝对会成为“抵抗文学”中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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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快乐老申3
    • 来自:天涯-煮酒论史 前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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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贴:2013-02-2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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