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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何处——抗战期间的那些汉奸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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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6 11:00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6 11:01
    抗战文学之滥觞
    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中就已经有了反对日本侵略者题材,其中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
    193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孙之女》以陆军少将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落中国为私娼作为主要情节;同时兼顾大学生对于败落名门女子的始乱终弃;帝国军人奸骗少女并为人口贩卖者,以及妓院老板凶丑淫乱的事实。
    张资平这部小说一改以前的哀艳风情,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笔触,用日式的唯美主义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军队的暴虐、偏狭、淫乱与愚蠢,兽性大发时甚至连自己将军的女儿都不放过,直接戳穿了日本人自吹其为“天孙之族”的神话。
    但不知为何苏雪林对张资平的这部书却颇有微词,她评论称:(张资平的)作品中常有作家不良品格的映射。一是欠涵养,譬如他憎恨日本人,对日本人没有一句好批评,作《天孙之女》乃尽量污辱。其人物名字也含狎侮之意:如女主角名“花儿”又曰“阿花”,其母与人私通则偏名之曰“节子”;其父名曰“铃木牛太郎”,伯父则名“猪太郎”。
    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三年里再版五次,甚至还被译介到日本去。因为《天孙之女》本身就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因此日本人把这部小说当做是莫大的耻辱,从而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日媒把张资平的照片刊登出来,意图号召在华日本人“寻仇”。
    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
    据张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小说发表的时候“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所以张资平的抗日小说的出版堪称国内抗战文学之滥觞。
    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张资平又根据1932年底的淞沪抗战情况创作了短篇小说小说《红海棠》,讲述了上海市民遭受战乱的痛苦,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该小说发表后,大大鼓舞了人心,张资平也被称为当时颇具盛名的“抗战作家。”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期间,他还撰写了《欢喜坨与马桶》与《无灵魂的人们》两部抗日小说,遭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如果照此路数发展下去,张资平绝对会成为“抵抗文学”中的领军人物。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6 16:38
    地质学方面的贡献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跟随着其他学者奔赴广西大学任教,结果日军轰炸广西,自己又遭到同事们的排挤,旋遭广西大学的解聘,不得已他又从广西躲避至越南,翌年乘船从越南又回到了上海
    张资平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地质科的,回国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地质学教授。他也编着了不少地质学方面的教材和书籍,只是由于他的恋爱小说的锋芒遮盖了他在地质学方面的才华和学术贡献。他先后出版的有关地质学的著作有:《地质矿物学》、《外国地理》、《地质学者达尔文》、《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海洋学》、《地球史》、《人类的起源》、《地球之年龄》、《地层表面图上之倾斜角及层厚之计算》、《矿床之五带》、《铁锈生菌》、《新制矿物学讲义的批评》、《结晶符号与几何方程式之关系》、《所争者矿也》、《火山形态上之分类》、《石油问题》、《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法》、《人文地理学》、《地质学名人传》、《盖基传》等。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7 08:49
    汉奸文人”的争议
    1939以后是张资平人生经历最复杂的时期。为此,引发出张资平是不是“汉奸文人”的争议,“汉奸”这一头衔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文学贡献所给他带来的名声,直接导致其晚年生活贫苦潦倒。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后,日伪以“大学校长”、“部长”为诱饵,收买张这个东京帝大毕业的“日本通”。在张资平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聘其为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张认为事先并未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很为不满,曾大闹公堂,不到一年时间即辞去此职。
    同年7月,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杂志。一年后,张资平也辞去了出版组主任之职。
    紧接着,日伪又单方面宣布张资平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但被张严辞拒绝。这时,日本御用文人泷庸(博士)出马,对日伪强行对张资平封“官”之“无礼”表示“不满”,出于对张资平的同情,于是“出面调停”,张资平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只以私人身份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不任什么“委员”之职。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张资平好友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使得张资平文化汉奸之名扬名海内外,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作者: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7 19:04
    汉奸罪不成立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他在1948年3月20日,也就是获得保释后,给胡适连去两封信,为自己的问题申辩,并附上他的申辩书,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第一封信——
    适之先生:
    自民国十四年在武昌,十八年在上海中社笔会席上,两次得瞻风采后,倏又二十年矣。兹冒昧寄呈辩明书一份,尚乞严加批判。如认为有可同情之处,请就近设法赐以援助。际此米珠薪桂,弟正饔餐不给,入狱实可以解决弟个人之生活。唯方治辈陷我弱妻幼子于颠沛流离,神必殛之!今日竟有一派人仍欲包办文化,将文化界人士或加驱逐,或加陷害,一网打尽,以图一党一派之独占!民主之谓何?
    双照楼主人(注:即汪精卫)所组政府并无地质调查所之设,方治不加细察而冒昧检举我为伪地质调查所所长,此其一。
    我痛心中央研究院岩矿标本之散失,故不计毁誉,负责保存及整理,而竟加罪,令人寒心,此其二。
    以上二点,尚乞先生代向主席与陈立夫先生陈之,消弭弟案于无形,并为弟解除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实感大德也。先生如不欲加以援助,亦望发表公平之批判,唤起舆论,公之报端,以待社会之公判,为今后中国文学史留一佳话,何如?专此奉恳,并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附:我之声明
    我今先将我与伪府中人交游经过,简述之如次。
    (一)远因
    (1)因民国十七年济南惨案,上海日本陆战队侮辱北四川路同胞,我极愤慨,写成一篇排日小说《天孙之女》,此书引起日本使馆之抗议,禁止发行。有前文艺书局经理李君为证。
    (2)因当时目击公共租界日籍巡捕凌辱我国小贩童,与之争论,结果我亦被辱,故写成第二篇排日小说《欢喜陀与马桶》。此书存陈震大律师处,可作物证。
    (3)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交,上海晨报社长潘公展先生向我索稿,以淞沪战役为题材,写成第三篇排日小说《无灵魂的人们》。
    我因写了这三篇排日小说,遂接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
    (二)近因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沦为孤岛。我适居住沪西,敌宪兵队即设于附近梵王渡路。当系日本使馆情报部之策动,便服敌宪及台湾人,根据上述三书,谓我为抗日分子,来多方威吓,要求答复。我遂避往香港。廿七年秋在梧州广西大学任教。不幸梧州被炸,学校迁桂林。我请假一月,由安南回沪,拟举家迁桂,在准备动身期中,广西大学之解聘书至矣。
    敌方探知我既回沪,又派刑事来威吓,并遣台湾人及留日同学来恫吓或诱惑。我表示不识政治,唯知读地质学。……
    第二封信 ——
    适之先生:
    弟之辩明书分别寄呈先生与陈立夫先生,因匆匆加封,深恐将呈先生之信封入立夫先生函中,致立夫先生之信封入先生函中,如其然,不敬之罪,诚不敢辞。敬恳先生将致立夫先生信代为转交。弟对于方治之检举,有不能已于言者,今不避重复,再为先生陈之。
    (一)方治以市党部主任地位,在废止党治之后,对于伪府有无地质调查所之设,不加细察,遽检举我为伪府之地质调查所所长,其检举之违法。此其一。
    (二)我痛心中央研究院所遗弃之岩矿标本,无人保存及整理,故不顾毁誉,出而为之保管及整理,认为有此责任。乃反以此为罪,则中国今后将无见义勇为之人矣。
    以上两点甚望先生代陈之主席,并商之陈立夫先生,设法消弭弟案于无形。若能更进而为之解决多年失业之痛苦,俾得追随左右,尤深感激。若先生以为不能援手,亦望加以公平之批判,公之舆论,以待社会之公判也。端此,敬候
    钧安
    弟张资平拜启 三月二十日
    弟近编有西洋文学思想史,约六万字,能否代介绍与朱经农先生处,尚恳赐复。
    赐教处:上海江苏路七六四弄五号三楼
    张资平的信和《我之辩明》的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申辩从未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所谓“地质调查所所长”,挂名农矿部的技正,实际是敌特的阴谋陷阱(包括担任“中日文化”主编,也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搞的),一年时间,他先后辞去了这些职务。二是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是为了保存、整理岩矿标本。三是姚中仁蒙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以“汉奸”罪检举他,是图谋霸占他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房未成而怀恨在心,胡乱陷害。四是请求胡适为他申辩,以解决多年失业的痛苦,如不能解决,也请主持公道,为他洗雪冤情。
    但胡适是否为他申辩,另外需要他转交给陈立夫的信是否转交,尚无有力证据可以左证。
    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另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审理,最后并没有给他“汉奸”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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