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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东方智慧与天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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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法儒道释墨兵纵横 时间:2019-01-12 15:24
    好了
    大功告成!
    《道德典》九十九章版
    终于于今天凌晨手书了一遍
    简单删了一章勉强后加的,简单修改了两章多余的部分,于是,正好9999言
    天意
    非常自然
    话说在两次简到10005言时
    随便翻到一章
    正好是两个圣人之,曾经后加的,一直觉得不痛快,果断删掉,正好9999言
    手书完后,又整体调了一下顺序
    今天在逛街的路上
    脑子里凭直觉反了个个
    凌晨的99章变成第一章,之前,本来就是第一章,现在否定之否定
    第一章
    以前有两个版本
    今天的西北偏北的道上
    边走边想
    于是
    最完美的第三版第一章终于出现了
    简单17字
    基本囊括了方方面面
    百人百性
    都能得到其所欲得
    好了
    草稿前工后草
    现在要整齐书写一遍
    现在是个伟大的时代
    回顾吾这四十六年人生
    踏在了几千年历史为数不多的奇点上
    伟大的时代
    应该有牛气的作品
    老丁正好属牛
    感谢上天给了吾如此的命运:
    没有让老丁富贵
    没有让老丁桃花
    没有让老丁繁忙
    没有让老丁钱烧
    没有让老丁成家
    没有让老丁闹市
    于是
    老丁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悟道明理思德
    古来圣贤皆寂寞
    有生之年
    《道德典》九千言
    肯定默默无闻
    也可能终于出现又遗失
    不要紧
    只要自己闲时有东西复习钻研即可
    因为《道德经》已经看烦了,反反复复就那五千字
    因为金庸小说已经看完了,不会再有新的了
    所以
    自力更生
    自我阅读
    没办法
    现在有点深度的书
    太少了
    好了
    继续书法
    春节前后
    可能会发一些章节在此
    免得别人说老丁吹牛
    吹牛的人
    粗分三种
    真人
    自然吹的牛
    八九不离十
    哈哈! | 4780楼 | | | |
    作者:法儒道释墨兵纵横 时间:2019-01-15 18:57
    郑永年: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发布/2019年1月15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中国上海。(法新社)
    Sina Weibo WhatsApp Email

    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如果根据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人们可以说,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没有国家的崛起。近代以来,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从反面来说,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不说久远的历史,苏联的崛起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尽管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

    类似地,二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即使政治领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经济发展缺失主体,国家崛起计划只好付诸东流。历史地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支撑,便往往是无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而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和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表现出至少如下特征。(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特征也表明了这个群体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企业家所处的环境造就了这些特征。)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的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于技术的企业家,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小。

    这些年,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电饭煲等,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制造优质的马桶盖和电饭煲,而是没有工匠精神,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但对技术和技术的改进仍然处于漠视状态。中国已经远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是“组装大国”。今天,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为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但在实际层面,“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红顶商人”层出不穷。商人只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权力,和权力拉上关系,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再者,商人这样做也是有经济理性的,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企业家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是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官员有“潜规则”(金钱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描述的便是这种情形。但很可惜,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理论上说,在商业社会,消费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实际上,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这些年来,商界充斥的丑闻(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无一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尽管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庞大经济体的支柱,但仍然没有实现其消费权的有效机制。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绝然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是政治人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便是明天的“敌人”。

    离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业家,但更可以葬送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不过,很可惜,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太远。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这些年来,尽管“公司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的企业界,但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做是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在做给政治看的,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但社会也被破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保护社会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当政府和企业都不仅不保护社会,反而破坏社会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样子。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作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

    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情都敢做。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和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和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社会环境制约企业发展

    诚如前面所说,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大多是企业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有效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就必须改变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的转型是关键的。在中国,政府本身是企业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光有企业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善营商环境。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等。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但仍然处于两个极端。对自由派来说,是私有产权;对左派来说,是国有产权。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结点。

    经验地说,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都需要明确化,都需要得到保护。近来人们开始讨论“中性制度”的确立问题,但在意识形态、制度和政策各个层面来实现“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样,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刚刚有了点意识。之前,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如果上述这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还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例如确立可行的税收制度,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如果企业不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只有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规则。在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和英国人开拓世界市场,破坏了原来的市场规则,确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不过,当时的世界处于“弱肉强食”时代,“适者生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来抵抗这些列强的强盗行为。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通过长历史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市场规则。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但不管怎样,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都不足以开拓海外市场。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在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几乎就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过,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认同建设最为重要。如果企业家群体不能成为一个寻求独立的群体,而继续是权力、官员和政府的附属物,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拯救不了企业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老郑的文章
    皆是精品
    政治家,厘也,智矣
    企业家,利也,智矣
    外交家,礼也,智矣
    思想家,理也,智矣
    军事家,力也,智矣
    谋略家,离也,智矣
    美术家,丽也,智矣
    预言家,厉也,智矣
    旅游家,历也,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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