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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红楼梦》中的茄子——华夏英魂传与中华大历史》——长篇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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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darkingwing123 时间:2020-01-17 13:20
    @四个小农民按 2020-01-17 12:49:14
    顶楼主帖,不过恁也甭太散慢啦
    -----------------------------
    好的 | 759楼 | | | | |
    作者:darkingwing123 时间:2020-01-17 13:21
    元好问于是组织全城的重要人士和负责守汴京城的两位官员一起开会。在会上,大家沸沸扬扬,都在担忧着汴京城的前途,争抢着询问两位官员目前情况究竟如何,汴京城的未来打算怎么办。可是,只见两位官员满目悲凉,不发一语,良久才回答说“反正,无非是一死而已!”。




    是的,无论对这两位官员还是对元好问来说,死都是避免生前或是身后被追究责任的好办法。只要一死,按照当时文化下的潜规则,不仅可以以烈士的名声全节,从而不会因为失职而连累家人后代,而且就算是身后历史的评价,也往往会对明显有缺点失误但是做到了死节的人物网开一面。所以,这两位官员就是这么决定的,打是打不过的,和谈,那是要被钉耻辱柱上的,所以,只要狠狠心,到时候一死就好了!眼一 闭,哪管它之后洪水滔天!




    元好问当然知道求死这个方便法门,但他直接了当地继续发问:“我不是问你们自己准备怎么办,我是问你们打算把这全城百姓怎么办?你我到今天这一步,当然不至于怕死,甚至对你我来说,没有比死更容易的办法了。只是我们的死,对汴京城几十万百姓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也许就我全身这点肉,还能供几十个红纳军吃一顿饱饭吧。和几十万生灵的命来说,你我在个人层面的生死荣辱,就有那么重要么。




    两位守城大臣哑口无言,对元好问的发问和大家纷纷的质疑和追问,他们固然无言以对,但是想改变他们已经抱定的一死解万愁的主意,又何尝容易呢,于是他们闭上双目,流下几行清泪,再不回答。




    然而这时候,在外部压力已经很大,内部主管官员又消极等死,大家内心惶惶,缺乏一致主张的情况下,参考被无数次重复过的历史,就知道这时候,最容易出一种人,历史上一般把这类人叫“乱臣贼子”,《红楼梦》里,他们的象征是大约是贾环、赵姨娘一类人。而《红楼梦》里提到的戏剧中,也确实有一出是被围困的意象。在平常的社会体系中,他们往往不在高位,但是却总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而”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就是他们展露身手的最佳时机。于是,就和历史上无数次重复的故事一样,这时候的汴京城,也出了这样一位乱臣贼子或者说乱世英雄崔护。乘此人心不稳,暗流涌动之时,他乘机造反,杀死了两位守城大臣(他们俩最终也是真的求仁得仁了),自封为王,然后带领整个汴京城向蒙古投降了。虽然,崔护这一套赤裸裸的叛乱行为,是断然不可能被时人或是后世的传统文人接受的,可也确实避免了几十万百姓全体被屠的大惨剧。
    | 760楼 | | | | |
    作者:darkingwing123 时间:2020-01-18 08:35
    而元好问这一生的名节争议,也就从汴京投降一事开始了。让我们这时候冷静地思考下,在元好问所在的传统东亚封建社会,名节观念,也就是好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被认为是最主流的正统价值观。这种观念,究其本质,可以说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对人类在原始社会进化而成的人性的维护和对社会层面上这种人性无法适应的变化的抵抗。例如,原始社会的人类终身都生活在几十人的小群落里,见到陌生人的机会一生中没有几次,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培养是基于几十年长期共处的基础上的;而农业社会暴增一百倍的人口密度,使得陌生人接触和发生冲突的频率大增,也使得女性被绑架抢掠,被迫和陌生人成为夫妻的可能性大增。而已经在原始社会形成的亲密关系要长期发展的人性,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本能的道德观就会倾向保持人性的方向,毕竟,让我们保持人之为人的优越性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人性里的忠诚、稳定,是我们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失去人性,也许我们会失去人之为人的一切。如果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种冲突,那么这种道德观就鼓励个人选择主动放弃生命,舍生取义,用生命的代价向这个个体无法适应的世界表示最终的抗议和不妥协。就像是失侣大雁不肯独活,被强行与爱人分开的女子选择自尽,自己的国家战败就选择自裁,也被认为是应有之举。

    对守节观念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参考欧阳修给资治通鉴写的文章,阐述了他的守节观念: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语)。礼义,是治理人民的重要法则;廉耻,是培养品格的重要关键。如果身为国家高级官员,而没有廉耻,天下怎么能不乱,国家怎么能不亡!我读冯道《长乐老叙》,看到他自述平生遭遇,炫耀所受的荣华富贵,真可以说没有廉耻。那个时代的世界和国家,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象。

    我在五代时代找到保全名节的有三个人(王彦章、裴约、刘仁赡),而以身殉国的,有十五个人(张源德、夏鲁奇、姚洪、王思同、张敬达、翟进宗、沈斌、王清、史彦超、孙晟、马彦超、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他们都是一介武夫(各人姓名,记载于《五代史记》的《死节传》及《死事传》),难道知识分子群里,真的一个也没有?莫非一些节操高尚的人,厌恶时局混乱,看不起当时所有的政府,而不肯出来当官?抑或是当时所有帝王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支持,所以请他也请不到?

    我曾经听说,五代时候,有位叫王凝的人(非李屿外甥王凝【参考九四八年十月】),家住青(山东省青州市)、齐(山东省济南市)二州之间,在虢州(河南省灵宝市)当户籍官(司户参军),任上因病逝世。王凝家一向贫穷,一个儿子还小,妻子李女士带着她的孩子,连同她丈夫的灵柩,返回故里安葬。经过开封(河南省开封市)时,打算住进旅舍,旅舍主人拒绝。李女士因天色已晚,不肯离去。旅舍主人抓着她的手臂,把她拉出来,李女士仰天哀号说:“我当一名妇女,不能守节,这只手竟被人抓住!”就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右臂。看到的人,都为她叹息流泪。开封特别市长(开封尹)听到这个消息,奏报中央,优厚的抚恤李女士,而鞭打那个旅舍主人。苍天,知识分子不爱惜自己,而竟含垢忍辱,偷生人间,听到李女士的风范,应该多少感到羞愧!

    天尊地卑,各有定位,圣人们起而仿效,制定礼仪,建立法则,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妻子跟随丈夫,一辈子不再改嫁,臣属侍奉君王,宁死没有二心,这是人生最高的伦理。如果废弃就要爆发最大混乱。范质称赞冯道品德敦厚,一心效法古人,才能干练、器宇恢弘、眼光远大、思虑深远。虽然政权不断更换,而民间对冯道却没有一语责备,像一座屹立世界上的大山,永不动摇。我愚昧地认为:高贵的妇女绝不嫁两个丈夫、忠贞的臣属绝不侍奉两个君王。一个妇女如果嫁了两个丈夫,即令容貌再美丽、缝纫刺绣再精巧,也不值得尊重。作一个臣属而侍奉两个君王,即令他再有才干、再有智略,治理国家再有辉煌的成绩,也同样不值得尊敬,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节已亏。冯道当宰相,侍奉过五个帝国和八个姓氏不同的帝王(五国: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后周。八姓:后唐一任帝李存勖、二任帝李嗣源【邈佶烈】、四任帝李从珂【王从珂】,后晋一任帝石敬瑭,辽二任帝耶律德光,后汉一任帝刘知远,后周一任帝郭威、二任帝郭荣【柴荣】)。把君王看作旅舍里来往经过的旅客,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改一副面孔,变一种言辞,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大节已成这个样子,虽然有点小小善行,哪里值得称道!

    或者有人认为唐王朝已经灭亡,群雄争霸,帝王们无论兴起或罢黜,长久的不过十几年,短暂的只有三四年,即令忠智双全,又怎么能够施展!在那个时代,丧失当臣属节操的,不仅冯道一个人,怎么可以单单责备冯道!我愚昧地认为,忠心的臣属爱国如爱家,遇到国家危难,就要牺牲自己。君王有过失,则坚决劝阻,国家败亡,则竭尽节操,直到死亡。明智的知识分子当国家政治上轨道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国家黑暗混乱的时候,就退辞隐居,或者躲避山林之中、或者到地方政府当一个小小职员。而今,冯道受到的尊敬和宠爱,在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之中,位居最高,受到的授权,则是首席宰相,当国家存在的时候,他见风转舵、模棱两可、不辨是非,只知见人拱手,窃据官位、白吃闲饭;当国家灭亡之后,他却盼望侥幸逃生,马上迎接新人,劝别人登基称帝。君王一个兴起、一个覆亡,前后相接,而冯道的荣华富贵,一如往昔。这是奸臣中的奸臣,怎么能跟其他的人相比。或者有人说:冯道生在动乱时代,能够免除灾祸、保全性命,也可以说是贤能。我却认为:正人君子,宁可杀身成仁,不可为了活命而害仁,怎么可以认为全身远离祸害就是贤能!如果这样的话,则盗拓(春秋时代楚王国大盗)寿终正寝,仲由被剁成肉酱(参考前一二七年三月注),到底谁贤能、谁不贤能?


    然而这种道德观,一方面确实有彰显人性中忠诚、执着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是这种道德观所鼓励的不合作、自毁、以及自杀的行为,本质上是消极的;它也许可以通过这种极端不合作,迫使社会实践向更符合人性的方向转化;就像汉族妇女长期的裹脚习俗,据说也是一种对战后抢掠妇女行为的不合作策略,通过把自己弄成残疾而消灭被强迫带走的可能性;但自毁本质上又和人类作为生物本身可能更原始但绝对更本质的生存欲相矛盾,失去人性,无疑会失去很多,失去兽性,那就一定会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推广这种消极道德观对个体心理的负面影响,在《红楼梦》中也通过对迎春的性格命运描写有所揭露。此外,这种节义观作为保持个人操守的道德准则,固然有提升人性的效果,但能否施加于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同样也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讲究忠诚、从一而终,守节这些品质,那对于数十万人,数百万人,乃至上亿人组成的人类群体来说,又该如何定义从一而终的概念呢。一个人的死,也许可以让社会成员乃至敌对群体反思,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人集体自杀的话,是不是对敌国来讲,正好是省了麻烦呢。总之,节义观本质上也是理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它的基础是封建社会严格的阶级和人身依附制度,它的实行也是对被要求者,无论是妻子还是臣子的一种压迫和身心禁锢,而在乱世用这一套去要求他人的人,可以说是其心可诛,就差指着别人鼻子问“你怎么不去死了”!

    在欧阳修理直气壮地认为:正人君子,宁可杀身成仁,不可为了活命而害仁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必须去用生命献祭的仁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种道德理想,或许是一种对君主的忠诚之情。不过欧阳修可能还没有理解,天底下有更博大深层的,超出皇权之外的情感,忠实于这种更大的,对天下苍生的眷恋珍惜之情,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仁么。



    而面对蒙古的强大武力威胁和多次实施过的屠城震慑,元好问也看得很清楚,死守这种节义观是毫无意义的,还是保住生命是第一位的;当然,这里说的并非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元好问的观点自然是:真打不过了就应该和谈,最大程度减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然而,在节义观依然是主流价值观的封建社会,出来和谈的人,也定会身负骂名,这也是守城官员宁死不提和谈的原因。而本来就没有什么负担的乱臣贼子跳出来出头和蒙古和谈,对当时的元好问来说,恐怕也是乐见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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